在「九一三事件」之後相繼開展的「批林整風」和「批林批孔」運動中，黃永勝被定為「林彪反革命集團」中僅次於林彪的二號人物，在全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對他的揭發批判可謂鋪天蓋地，受其株連者不知幾許。而我這個曾在13年間三進三出於黃永勝之門，背後被一些人定格為「黃永勝的老秘書」的人，在運動中卻毫髮未傷，特別是在黃永勝進京當了總參謀長之後，竟沒發現我與黃永勝以及黃家有任何私下往來。有人表示驚訝：「你真不簡單呀，想不到你早就對黃永勝心存戒備，保持了距離。」我趕緊聲明：「我可沒有那麼高的政治警惕性和階級鬥爭、路線鬥爭覺悟。我的想法很簡單，人家現在是中央首長，日理百機，貴客盈門，我幹嗎去給人添亂，找麻煩？」

但是，我應了那句名言：在劫難逃，最終還是在「揭批查」運動中落馬。倒不是查出我隱瞞了什麼問題，而是因為我對運動的態度不端正，「潑冷水」，「干擾破壞運動」。經過一段時間的批鬥，「打態度」，不待運動結束，便將我趕出軍區機關，發配湘西。

獨樹一幟的「揭批查」

在打倒「四人幫」之後的1977年，全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揭批查運動」，全面深入地揭發、批判、清查「四人幫」的各種罪行。當年11月中旬，中央軍委的主要領導南下廣州，親自發動廣州軍區的「揭批查」運動。軍委領導如此關心、重視廣州軍區，軍區機關幹部莫不歡欣鼓舞。「文化大革命」中，廣州軍區對「中央文革小組」和後來「四人幫」的指示多有抵制，遭到他們忌恨，經常受到敲打、刁難，軍區上下早就憋了一肚子氣，特別是1974年1月24日，江青派了三名特使給到任不久的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和在廣東省委領導中排名第四的趙紫陽送來她的親筆信，佈置他們在軍隊和地方發動「批林批孔」運動，隨即造成軍隊、地方大亂，其中究竟有什麼奧秘？大家渴望揭開其中內幕。但是，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幾位領導都不提該清查「四人幫」的哪些罪行和如何進行清查，卻大講揭批「四人幫」與「批林」的同一性，說「路線鬥爭是兩次，實際上『四人幫』、林彪是一夥的」；並且要求繼續揭批軍區原領導人黃永勝、劉興元、梁興初、溫玉成、丁盛、任思忠的問題。上述六人，黃、劉、溫調離軍區都已十年甚至十年以上，離開時間最短的丁盛、任思忠也已四年，但他們的問題還要記在廣州軍區賬上，並據此認定廣州軍區為「重災區」。有了軍委領導人的定調兒，在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因為隨意點名並公開宣佈劉興元、丁盛、任思忠「不是死黨也是死黨」，結果受到中共中央批評的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便理直氣壯地宣佈：「揭批查」必須聯繫實際，在廣州軍區 ，最大的實際就是要繼續查清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問題。聽了這樣的動員，許多人竊竊私議：所謂「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問題，是林彪的主要罪狀之一，「九一三事件」發生已經七年，林彪集團的成員大部都在，特別是「四員大將」一個不缺，居然傾全黨全軍之力查了七年仍未查清，倘若不是以此作緊箍咒故意整人，豈不也是太無能了嗎？

在隨後開展的運動中，我所在大組的領導要我揭發黃永勝的陰謀活動，因為我曾給黃永勝當過秘書。我認真對待黨組織的決定，但我確實沒有發現黃永勝有什麼反黨、反革命的陰謀活動。我根據自己對黃永勝的瞭解，講了他在工作和生活作風方面的一些問題，但被認為迴避要害，捂蓋子，說我中毒太深，立場還沒轉變過來，對黃永勝還有感情，有幻想，根據就是我曾在十幾年間三進三出於黃永勝之門，先後三次給黃永勝當秘書，「可見黃永勝對你的信任之深」，「難怪你不揭發黃永勝的罪惡活動」！

我確實曾在十幾年間給黃永勝當過三次秘書，但這並非我之所願，而且也並非出自黃永勝的提名。對此我不得不多著一些筆墨，加以說明。            

1953年，我時任第55軍黨委秘書，軍機關駐在湛江。5月2日，軍政委王振乾同志突然找我談話，說已決定調我給中南軍區參謀長黃永勝當秘書；他還告訴我，黃參謀長剛從海南檢查工作回來，現住軍招待所，後天就回廣州，要我到時同行！

事情實在來得突然。我從1951年開始當秘書，幾年下來，深感這項工作擔子很重，早就不太安心，今後到大軍區機關，擔子將會更重，而且我知道，中南軍區司令員林彪和第一副司令員葉劍英都已調往北京，黃永勝實際上是軍事工作一把手，而我軍齡短，做秘書工作的時間也不長，又不懂軍事，實在難以勝任。我認真懇切地向王政委講價錢，要求留在軍裡，他卻說我不應該辜負組織對我的信任，不懂的事情可以學，祗要勤奮努力，完全可以做好工作；他還講了黃永勝的許多優點，說「黃參謀長是個灑脫人」，我在這樣的首長身邊工作，可以學到很多東西。我的意見全然無用，共產黨員必須服從分配。

我很納悶兒，我與黃永勝沒有任何歷史淵源；中南軍區下轄十幾個軍以上單位，怎麼偏偏調我去當秘書？以後得知，就在黃永勝那次去海南時，他要他的老部下、海南軍區政委陳仁麒為他再物色一位秘書。陳原任48軍（後又改稱21兵團、55軍）政委，我最初當秘書就是在他身邊工作，他對我的印象不錯，是他向黃推薦了我。

1953年12月至次年2月，我隨黃永勝參加了「黨的軍事系統高級幹部會議」。會議主要研究了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重大問題，並總結抗美援朝戰爭經驗。就在這次會議期間，黃永勝被任命為中南軍區第二副司令員兼參謀長。

3月初回到廣州，機關精簡整編，黃永勝處祗留一名秘書。另一位秘書陽地同志資歷比我老，秘書業務也比我熟，自然留他比我合適。在北京參加會議期間，我深感作為軍人卻不懂軍事之苦，決定趁機到軍校學習。這時早已過了入學時間，經軍區幹部部特批，我到漢口第一高級步兵學校當了一名插班生。

這就是我在黃永勝處當秘書的一進一出。

第一高級步校是以培訓營、連兩級軍官為主的軍事學校。我雖然原有的軍事基礎很差，又是插班生，但我在文化知識方面佔有很大優勢，而且我的學習自覺性高，不怕苦、累、髒，成績很快脫穎而出，一年半後畢業，名列全連第一，17門課程，除一門為良好外，其餘全部優秀。不料，就在即將畢業之時，突然收到陽地同志來信，他說自己當久了秘書，長期忙於事務，決心爭取相機到政治院校學習，他已向首長建議，我畢業後回去接替他的工作，首長已經同意；他對未能事先徵求我的意見表示遺憾，盼我諒解。我實在不願再當秘書，但我同時得到一個消息：如我像一般學員那樣由學校分配工作，很可能留校。兩相比較，寧可重操舊業。我就這樣第二次給黃永勝當了秘書。此時中南軍區已經一分為二，主體部分成為廣州軍區 ，黃永勝任司令員。4個月後，陽地同志去了軍隊政治工作的最高學府政治學院學習。

1958年9月，黃永勝去北京高等軍事學院學習，我被安排到軍區司令部作戰處（部）任參謀。這可算是二進二出。不過這次出得不太利索，黃永勝在學習期間照常參加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召開的重大會議，他仍然需要秘書，自然還是我去。一共3次，累計時間約有半年。

1960年，黃永勝畢業回到廣州。此時我正在西藏參加平叛。軍區主管部門調于貫文同志來當秘書，他一幹就是5年。1965年4月，41軍362團政委出缺，這個團是老部隊，于貫文同志是團級幹部，他很看重這個職務，向41軍首長和軍區幹部部自薦，都表示歡迎他去，但同時也都提出：「這事兒得黃司令員同意。」黃的夫人項輝方是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于貫文先找項懇切陳情，項表示理解，隨後黃也表示同意，但是提出須找到合適的接替人選並經試用之後才能放行。這可不是十天八天能辦成的事，而團政委是一個團的黨委核心，不能長時間空缺，于貫文同志唯恐錯過這次機會，急得坐臥不安。世上偏有這等巧事：就在此時，軍區收到總部的調令，要我到總參謀部作戰部任參謀。能到統帥部工作，這是極大的政治榮譽，但我卻另有考慮：第一，我不願意在大機關工作；第二，早年我曾在北京求學，熟人很多，而且我的家庭成員也多在北京，這是在要害部門工作的一大忌諱。我向軍區作戰部首長匯報了我的思想和意見，作戰部首長表示他們也不願意我走，但是作為下級業務部門，不能同總部講價錢，調令必須執行，勸我早日赴京報到。正當我為此煩惱之時，于貫文同志聞訊而來。他對我講了一個「兩全之策」。他說：「總部的調令，軍區機關是抗不住的。你若是去了總部，以後就很難再挪窩了。現在祗有一個辦法：把首長（黃永勝）的牌打出來，請作戰部或幹部部給北京打個電話，說你是首長的老秘書，在總部的調令下達之前，已經決定回到首長這裡工作。總參作戰部是楊成武副總長分管的單位，首長和楊副總長是老戰友，交情深，總參作戰部領導也都知道，這點面子他們會給的。你不去北京，你老弟幫我一把，先把我的位子頂上，你也不需要試用，你來了我就可以走人。我知道你不想再干秘書，這好辦，我和項副主任講好，請她盡快找人，這你可以放心。」

我感到他講得有理，同意了他這個方案，於是第三次給黃永勝當了秘書。

大約黃永勝和項輝方也感到我這個秘書確實「老」了，不便久留，或者是于貫文走前的意見起了作用，我上任不到半年便從軍區幹部部又選調了一位秘書。1966年1月，一紙命令宣佈我改任司令部辦公室秘書科（後改稱處）副科長。

這就是13年間我三進三出於黃永勝之門的背景和經過。我寫這些，是想說明兩點：第一，先後3次給黃永勝當秘書，內情不過如此，其中並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勾當；第二，我在13年間斷斷續續先後3次給黃永勝當秘書，加上我當作戰參謀期間同他也有不少接觸，還有「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兩年間，我作為他參謀班子中的成員，這為我全面觀察、瞭解黃永勝提供了比較充分的條件，我可以或者說有責任就他的為人以及他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表現，談談我的一些看法。

1953年5月，我的老首長王振乾同我談他對黃永勝的印象時，用了「灑脫」二字。不少人覺得這兩個字很雅，其實在北方、特別是在山東、東北一帶，這是大白話，它有豪放、自然，做事乾脆、利索等義。經我長期觀察，我認為王振乾同志這一高度概括的評語是比較貼切的。

黃永勝不是過去人們印象中典型的工農幹部。他是受過舊式啟蒙教育的。他愛學習，喜看書，好思考，比較能接受新鮮事物。他能從一個普通戰士很快脫穎而出，擔任高級指揮員後又屢建戰功，受到林彪、羅榮桓的鍾愛，他的勤奮好學是一個重要因素。他的老部下、曾任廣州軍區副政委的蕭元禮說，早年在中央蘇區作戰或打土豪時弄到書籍，黃永勝都不放過，看中的他就留下，像《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這類小說，都是他在這一時期看的。他記性好，看了能記住，又喜歡講，閒暇時間經常有些幹部、戰士圍著他，聽他「講古」。這也是他和下級關係融洽的一個表現。黃永勝在中共「八大」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毛澤東在中央全會上講話經常談古論今，引經據典，黃永勝每遇不甚明瞭的成語典故，都要叫我標明出處，弄清原意。1959年4月，在上海召開中共八屆七中全會，毛澤東號召學習海瑞精神，一散會他便到南京路一家古書店去搜購有關海瑞的書籍。他雖未經過系統的文史知識學習，但通過工作中這種點滴積累，所得也很可觀。

戰爭年代，黃永勝不畏強敵，多謀善斷敢打，特別是在東北戰場，1947年的秋季攻勢中，他在兵力不佔明顯優勢的情況下，兩戰楊杖子，殲敵3個師；在遼西會戰中，他率部晝夜疾進，在最後一刻抓住國民黨軍最精銳的第9兵團主力，為取得遼沈戰役的全勝作出決定性貢獻。在和平時期，他在工作中也不甘人後。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在南京舉行過一次全軍軍事技能比賽，一位副參謀長擔任廣州軍區領隊。比賽結果，在十幾個大單位中，廣州軍區名列第三。這位副參謀長回到廣州後面帶喜色向黃永勝報告參賽情況，不料卻挨了批評：得個第三也值得高興？黃永勝認為，解放戰爭時期，四野部隊出盡了風頭，創造了多少個第一！廣州軍區是四野的老底子，現在軍事技能弄個第三，這是倒退，要趕快找差距，急起直追！為了提高軍區部隊的軍事素質，黃永勝特別重視對幹部的培訓。1962年5月和1963年2月，黃永勝親自主持了在衡陽車江139師和粵東123師駐地舉辦的軍、師、團三級幹部集訓。車江集訓時，參訓幹部按連隊編組，軍長當排長，師長當班長，黃永勝當連長。他不但言傳，還親自做各種單兵戰術示範動作，「大首長做小科目」，一時成為美談。

黃永勝重視人才。過去戰爭年代，誰有本事誰出頭，誰也沒話說。和平時期，特別是1955年授銜之後，論資排輩逐漸成風，不少資歷淺的人才受到壓抑。黃永勝對這種新出現的而且頗有些理直氣壯的腐敗現象很反感，並有不少抵制行動。軍區司令部作戰處（部）俗稱一處，是司令部的核心部門，黃永勝用了一位「三八式」的上校當處長，卻讓一位紅軍時期的大校當副處長。軍區炮兵司令部是軍級單位，司令員孫干卿是抗戰初期入伍的大校，而一位早期的紅軍少將卻當了他的副手。這種用人不拘一格的做法全軍罕見。有人說：「也就是黃司令敢這麼幹！」黃永勝曾參加過北伐軍，以後參加秋收起義跟毛澤東上了井岡山，也算是個「老資格」。但是，他並沒有以此作為自傲的資本，嫉賢妒能。與黃永勝同屬中央紅軍的劉亞樓和楊成武，入伍時間都比他晚，年齡也比他小，但是兩人的職位很快便趕上了他，劉亞樓還多次成為他的頂頭上司，而他對兩人都很敬重，彼此交誼很深，這也可說是惺惺惜惺惺吧。但是，被黃永勝看「扁」了的人，要想改變他的印象就難了。

我不知道黃永勝如何評價我的工作。我三次離開他那裡時，他都沒講，自然我也不問。但據我看，他對我未必十分滿意。就我感覺到的，我入伍後雖也經過一些磨練，但總有一些小知識分子的清高習氣，常常放不下架子，拉不下面子，反映在工作上，我認為不屬我職責之內的事，就一概不幹。又如，上世紀五十年代黨政軍機關的舞風甚盛，廣東省交際處的週末舞會尤為有名。黃永勝極愛跳舞，但我對這項活動卻有一些負面看法，因而我從不主動為他打聽和報告舞會消息，他不會沒有感覺。但總體上講，他對我還是體諒大度的。秘書工作經常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不可能不出紕漏，黃永勝又是個急性子人，但遇到這種情況，他也祗是指出問題，從未有過疾言厲色的批評責難。黃永勝常愛講的一句話是：好鼓不用重槌敲。我自然也不甘當破鼓。

「文革」考驗

1967年初，廣州正式開展「文化大革命」不到半年，省、市黨政機關便徹底癱瘓，社會大亂，革、保兩派已經形成，而且壁壘分明。

毛澤東決定廣東於3月15日實行軍管，黃永勝出任省軍管會主任。他從未做過地方工作，廣東又是個經濟、政治、人文大省，他深感這副擔子難挑。

對地方實行軍管，就得瞭解地方情況，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根據黃永勝、劉興元的指示，由軍區司令部辦公室兼省軍管會辦公室主任李維英負責，以司令部辦公室的幹部為主，組織了一個十多人的小班子，負責搜集和向上反映廣東「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並隨時向軍區領導提出指導「文化大革命」的建議。當時我兼任省軍管會辦公室副主任，也是這個小班子的成員之一。 因為這個臨時機構的辦公室房號為19，於是大家習慣稱之為19號辦公室。毛澤東指示軍隊要「支持左派廣大群眾」。可是誰是真正的革命左派，誰是「保守派」（實際是不叫右派的右派），大家則有不同認識，上面也沒有明確標準。但是，以江青為核心、實際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組」，很快便通過多種渠道和多種方式明確表態：以廣州「三面紅旗」（中山大學、華南工學院、廣州醫學院紅旗）為核心的群眾組織為「革命造反派」，即革命左派，軍隊應全力支持此派；而作為「造反派」對立面的則是「保守派」。由於各「造反派」組織多以紅旗命名，於是這一派通稱旗派；而另一派則因擁護軍管，認為軍管後全省一度東風浩蕩，則被稱為東風派，也稱擁軍派。

對廣州的兩派應該支持哪一派？19號辦公室經過認真研究後認為：「中央文革小組」明確要求支持「造反派」，軍區不能違抗，但是，「造反派」畢竟是少數派，他們造反勁頭很大，卻不是工農業生產的主力，倘若因支持「造反派」而得罪了多數派，或者像上海那樣，進而鎮壓多數派，勢必天下大亂，貽患無窮。毛澤東過去不是也說「必須堅定地信任群眾的多數……這是我們的基本出發點」嗎？據此，我們提出了「一碗水端平」和「支左不支派」的方針，黃永勝、劉興元等軍區領導都表示贊同。

當年4月中旬，周恩來來到廣州。在4月18日的兩派群眾組織代表會議上，周恩來按照「中央文革小組」定的調子，明確宣佈旗派是「革命造反派」，而東風派則是「偏於保守的群眾組織」。這一定性，無異於宣判東風派的政治死刑。旗派代表無不興高采烈，而東風派的代表們或垂頭喪氣，或憤憤不平。會議結束時，東風派幾個頭頭圍住黃永勝，說他們回去無法向群眾交代，他們認為周恩來的這個表態與軍區有很大關係，要求軍區指出，他們究竟「保」在哪裡，他們「保」了哪個「走資派」？黃永勝好歹勸走了這幾個代表，然後向周恩來講了他對形勢發展的憂慮。周恩來沉默不語。

周恩來於19日凌晨飛返北京。未曾料想，當天晚間總理辦公室秘書周家鼎突然打來電話，說周恩來指示對他關於東風派評價的一段講話進行修改，將「偏於保守的群眾組織」改為「革命組織」，「不能稱為大老保」！這是對東風派評價的重大修改，「革命組織」的地位雖比不上「革命造反派」，但它畢竟不是保守組織，不能將它壓垮、吃掉。消息迅速傳出，軍區領導和支左人員受到極大鼓舞，吃了一顆定心丸；東風派群眾也得到不小安慰；而旗派一些頭頭則深感沮喪，他們知道軍區實際上是同情、支持東風派的，如今又有了周恩來的這個擋箭牌，他們想一派掌權的美夢很難實現了。

周恩來當時的處境極為艱難，他能如此表態，實屬不易，倘若沒有事先徵得「中央文革小組」的同意，他是要冒很大政治風險的。

周恩來的新指示也讓黃永勝增強了團結兩派群眾，減少社會動亂，創造「支左」新經驗的信心。從5月12日至6月12日，他先後與兩派12個較大的群眾組織頭頭和骨幹舉行座談，聽取他們對軍區「支左」工作的意見，也對他們提出建議和希望。他要求旗派講政策，把握鬥爭大方向，加強與東風派的溝通，不要唯我獨革；他鼓勵東風派通過「革命大批判」提高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覺悟，爭取早日甩掉偏於保守的帽子，與旗派實現「革命大聯合」。同廣東周圍各省、區以及全國形勢相比，廣州市以及廣東全省，這一時段沒有發生大的動亂。還有個有趣情況：東風派雖然不為「中央文革小組」所支持，但是，他們的組織非但沒有萎縮，反而又有發展。

7月上旬，黃永勝帶著一批反映東風派在周恩來指示後如何取得明顯進步的材料，又帶上參謀長閻仲川作他的助手，滿懷信心地進京，要申請為東風派摘掉「保守」的「帽子」。7月10日下午，周恩來、葉劍英、戚本禹、葉群在京西賓館第三會議室聽取黃永勝、閻仲川的匯報。匯報材料很充分，黃、閻講得也挺不錯。匯報剛一結束，葉劍英便站起來，右手一揮：「摘帽嘍！我看可以。」還沒等周恩來表態，戚本禹趕緊發話：「總理，我看是不是還按你4月份在廣州講的，暫時不變，再考驗他們一下？」周恩來明白，戚本禹講的絕不是他個人的意見，這個態不是可以輕易表的。他沉默片刻，然後望著黃永勝說：「我看這樣吧，你們可以說，我聽到他們有了很大進步感到高興，希望他們不要自滿，繼續努力，對他們還要再看一段時間。」

冷水澆頭。幾個月的努力付之東流。但是黃永勝仍不甘心，他叫閻仲川先回廣州，他則留在北京，想再看看形勢，繼續爭取。然而，霹靂一聲，來了個武漢「七二〇事件」！當他看到如同喪家之犬的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和他的同伴們在賓館東躲西藏的狼狽相，看到「造反派」可以對重兵防護的京西賓館肆無忌憚地輪番衝擊，抓「陳大麻子」，抓一切他們想抓的人，他的心靈受到極大震撼，感到陣陣悲涼。與此同時，他又從楊成武私下借給他的「文革內參」材料中，看到中央文革記者站派到廣州的記者們寫的許多攻擊廣州軍區的報道。在他們的筆下，廣州軍區非但不「支左」，反而成了鎮壓革命左派、支持保守派的頑固堡壘。黃永勝不能不想，這些所謂記者都是有來頭的，他們寫的這些東西，肯定會引起「中央文革小組」的重視。現在武漢軍區的領導班子垮了，「中央文革小組」不會就此罷休 ，他們下一步會整誰呢？

8月上旬，軍區黨委常委接到黃永勝的電話，說他對下一步的「支左」工作有些重要想法，不便於在電話上講，請常委派個人到北京聽他面談，然後研究一下，看看該怎麼辦。常委指定我去北京。我於13日乘飛機趕到北京。次日，黃永勝同我進行了一次長談。談話結束時，他說還要再談一次，隨即匆匆外出。我在北京的幾天，見他頻繁外出，估計他是找一些尚未倒臺的戰友瞭解情況，交換意見。據我所知，他去得最勤的地方是楊成武家，楊那時正受到毛澤東的信任。

兩天之後，黃永勝同我進行了二次談話。黃永勝本來是個爽朗樂觀的人，但這兩次同我談話時，他卻是雙眉緊鎖，憂心忡忡，情緒壞極。這種情況過去我從所未見。兩次談話，他主要講了對「文化大革命」發展趨勢的看法以及軍區今後在廣州「支左」的策略。他認為，過去我們把問題看簡單了，我們的想法跟上面格格不入，根本行不通！胳膊擰不過大腿。保守派人多，聽話，擁護軍隊，擁護共產黨，運動中反而受壓，確實叫人同情。但是，我們越同情他們，他們就同軍隊靠得越緊，「造反派」就越反感，反對軍隊，兩派關係也越緊張，最後就出現武漢這樣的事件。要知道，上面是站在「造反派」這一邊的。出了事情，倒霉的是保守派的廣大群眾。「你看看，武漢的『百萬雄師』現在被打成了反動組織，被『造反派』打得無處躲藏，死了多少人哪（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披露：湖北全省所謂各保守群眾組織，在「七二〇事件」中，共死傷18. 4萬人。見該書第三卷298頁。——筆者）！四川的『產業軍』也是這樣，真好慘哪！」那怎麼辦呢？他嚴肅、痛苦、無可奈何地說：「我們過去的做法不能繼續下去了！要當機立斷，把『屁股』掉過來，和多數派脫鉤。這個決心很難下，感情上過不去，而且祗要軍隊不支持，他們的組織可能要垮掉。但是，這總比被打成反動組織強。要趕快行動，我們不能既毀了自己，又害了那些擁護我們的群眾。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我講了「掉屁股」可能發生的一些問題，他說這些都是細枝末節，遲則生變，不能再猶豫了。

8月18日我回到廣州，向常委原原本本地匯報了黃永勝的意見。我講完後會場一片沉寂，大家面面相覷，最後都把眼光集中在劉興元的身上，請劉拿主意。劉興元沉思片刻後表示：大勢所趨，不「掉屁股」 是不行了。但是，現在「支左」幹部都毫無思想準備，彎子不能轉得太急，急了勢必出事，欲速則不達。還是要先從做通「支左」幹部的思想工作入手，既抓緊，又不輕率，才能盡量減少損失。大家都同意劉興元的意見。

然而怪事來了。從8月底之後，在全國並未見「中央文革小組」借「七二〇事件」對「保守派」乘勝大舉掃蕩；而由周恩來親自主持的廣州兩派在北京進行的談判，旗派挨批的事兒卻逐漸多了。10月初，終了傳來了「文化大革命」以來最受歡迎的一條「最新最高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於是人們恍然大悟。這條「最高指示」真好，它一下子從根本上解決了兩派你死我活的紛爭，解除了「造反派」的主體地位和特權。若是早有這條指示該多好啊，可以少死多少人、減少多少損失啊！看來毛澤東也在「七二〇事件」中受到了啟示，看到了眾怒難犯，看到「造反派」實在不得人心，靠「造反派」成不了大事。

「文化大革命」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災難。最高領導人的出發點和一切方針、政策全錯了，作為一個地方或一個大單位的負責人，祗要參與這場運動，就絕無功績可言，能夠不避風險，採取一些消極抵制措施，減少一些損失，已屬不錯了。黃永勝在「支左」工作中是兢兢業業，想方設法爭取減少一些損失。廣東大規模武鬥比周圍各省、區以至全國絕大多數省、區、市來得要晚，傷亡也少；工農業生產破壞較輕；兩派之間對立不算尖銳，派性消除較早；「解放幹部」工作走在全國最前列；革委會成立後沒有出現大的反覆。這些情況有目共睹，周恩來曾多次表彰。有人說，黃永勝如果堅持到底，在武漢「七二〇事件」後不提出「掉屁股」的意見就好了。倘若時光能夠倒流到1967年七八月間那個無法無天的歲月，不管讓誰坐到黃永勝的位置上，感受大概就不一樣了。

1974年7月，在丁盛調離廣州之後，接替丁盛擔任了廣東省委第一把手的趙紫陽一次作「批林」報告，說黃永勝「掉屁股」是一個陰謀，是想「挑動群眾鬥群眾」。以趙紫陽這樣高智商的政治家，竟然說出如此不近情理、邏輯混亂的話來，實在令人驚訝。試問：黃永勝把自己管轄的地方弄亂，讓兩派互相殘殺，能從中撈到什麼油水？但願這是他在政治高壓之下講的違心話。

不識時務亦俊傑

1968年3月22日，周恩來親自打來的一個緊急電話和隨之派來的一架軍用運輸專機，把黃永勝召到北京。周恩來派吳法憲從西郊機場把黃直接接到人民大會堂。在車上，吳法憲對滿腹狐疑的黃永勝守口如瓶。當他見到周恩來，接著又見到被押進來的垂頭喪氣的楊成武，得知已決定由他來接替楊成武擔任總參謀長（楊成武還有個「代」字）時，他的心裡真如同打翻了五味瓶。這位半年前還紅得發紫的老戰友，怎麼說倒就倒而且又由他來接手呢？幾任總參謀長，沒有一個有好下場，像他這樣直來直去的人，這個位子能坐穩嗎……？他不假思索地向周恩來提出，自己的水平有限，難以勝任，堅辭不就。周恩來鼓勵他要勇挑重擔，並表示他對黃的請求無能為力。黃永勝又隨葉群去見林彪，林彪拿出了毛澤東的批件，黃永勝看後什麼也說不出來了，再推辭就是向偉大領袖講價錢了。他祗能堅決服從命令。

上臺工作不久，黃永勝就發現，「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旗手」江青不祗關心「樣板戲」和「文化大革命」，他原以為軍事工作與「文化大革命」是兩條線，卻不料江青對軍隊也很感興趣，黃永勝尤其對她插手北京衛戍區的工作極為反感。北京衛戍區主要擔負中央機關和北京地區的安全警衛任務，名義上它是北京軍區的下屬單位，實則很多工作都由軍委和總部直接領導，其地位極為重要。黃永勝批評、制止了衛戍區個別領導人擅自向江青匯報工作的錯誤行動，江青心中自然不快，於是，不久便發生了江青向黃永勝示威的事件：一份關於文化工作呈報黃永勝、江青的文件，經辦單位先報送黃永勝處，黃看後畫了個圈，再送江青。本來送文程序未必反映官職大小，有時有拍板權的反而排在最後。江青這次主要是心氣不順，借題發揮。她看後怒氣沖沖地寫下批語：竟奪我的權，他已看過，再給他看看！她唯恐黃永勝還看不明白，又畫了個箭頭，直指「永勝」。文件又回到黃永勝手上，他看了一眼，便往桌上一丟，滿不在乎地說：「我不懂文藝，也不管這事兒，奪她什麼權！」

這年11月，江青又向黃永勝發動了一次猛烈進攻。11月28日是阿爾巴尼亞解放34週年紀念日。阿爾巴尼亞是當時中國在東歐的唯一盟友，中方很早便向阿方通報，將派以黃永勝為團長的代表團赴阿參加慶祝活動。江青卻突然發難，說黃永勝沒有資格當這個團長，要求換人。經過周恩來多方奔走勸說，最後又請示了毛澤東，總算維持原定人選不變。江青似乎是白鬧騰了一場，但有心人都會思考：江青為什麼膽敢如此無理取鬧？

中共「九大」之後，江青當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員，成了名副其實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氣焰更盛，張春橋、姚文元成了她的左右臂膀；而軍委辦事組的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同黃永勝都是早年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四人對一些重大政治問題的認識高度一致，特別對江青飛揚跋扈的作風極為反感，因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雙方壁壘分明，經常唇槍舌劍，由於毛澤東、林彪很少參加會議，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常常被夾在中間，左右為難。江青對周恩來的態度也極為惡劣，黃永勝等人為之忿忿不平。一次江青以談工作為名，把黃、吳、李、邱等人召到她在釣魚臺的住處，對周恩來大加詆毀，希望黃、吳、李、邱等人站在她這一邊。離開江青處之後，四人認為這是嚴重的非組織活動，立即報告了林彪，又在林彪的支持下，由黃永勝、吳法憲向毛澤東作了報告。卻不料，毛澤東的態度非常曖昧，黃永勝深感失望。

黃永勝應該明白，反對江青的人都沒好結果。早他兩年從廣州進京的陶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曾是中國政壇第四號人物，但不到半年，就因為不願受江青擺佈，並當面頂撞江青，被江青輕易拉下馬來。黃永勝與陶鑄關係非同一般，陶鑄的倒臺，曾讓黃永勝受到很大震動。現在他的處境與當年的陶鑄頗為相似，他理應認真思考一下照此發展下去的後果。

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讓毛澤東與林彪之間，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之間掩蓋已久的矛盾公開化。黃永勝原未參加這次會議，他在軍隊的地位、聲望又在吳、李、邱等人之上，上面仍然對他寄予希望，於是緊急召他上山，個別啟發誘導，卻又不肯點破、交底，而是旁敲側擊，但用意甚明，希望他反戈一擊，站到「革命路線」一邊。黃永勝面臨著個人命運前途的重大抉擇。但是，黃永勝認為自己一顆赤心干革命，上無愧於黨，下不怍於人，黨叫幹啥就幹啥，並不存在什麼站錯隊的問題，他不願意幹違心事兒。他沒有像上面希望的那樣表態。他的表現讓上面大失所望，自然將他納入林彪集團。「九一三事件」之後，他受池魚之殃，也就毫不奇怪了。

1971年9月24日，周恩來以開會為名，把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召到人民大會堂，然後逮捕關押。這一天距黃永勝奉召進京整三年半，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中國有句名言：識時務者為俊傑。這原是古人對諸葛亮、龐統的讚譽之辭，以後逐漸變味。在中國的舊小說中，這是最常用的一句勸降的話。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句話成了一些風派人物朝秦暮楚隨風轉舵出賣靈魂的遮羞布。

有些比較瞭解北京政壇內幕情況的人曾認為，黃永勝這人過於任性，在人屋簷下，就要能低頭，到了北京，就要適應北京的形勢，江青是主席的夫人，你和她鬥哪門子氣？最後倒霉的還不是你！特別是在廬山，上面的態度已經很明朗了，眼看大禍臨頭，上面給了你最後一次脫身機會，你卻執拗到底，最終鬧個身敗名裂，何苦來哉，實在是不識時務！

但是也有人持相反看法：共產黨應當是講民主的，可為什麼在黨內卻會出現反民主的霸氣而且逐漸坐大？就是因為許多人放棄原則、姑息縱容。倘若錯誤的東西剛一露頭，大家就群起抵制、反對，它或可知難而退，反之，則你讓一寸，它進一尺。這種事情，歷史上屢見不鮮。黃永勝同江青所代表的霸氣對抗，從力量對比來講，黃永勝處於絕對劣勢，失敗固在意料之中。但是，第一，評論事物的成敗得失，恐怕不能祗看眼前，而要從長遠、全局來看。1976年清明的天安門群眾運動，當時遭到鎮壓，是失敗了。但正是這場運動，成為半年後粉碎「四人幫」的群眾基礎。黃永勝的抗爭也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倘若人們日後回顧歷史，發現當江青等人胡作非為之時，偌大一個「光榮、偉大、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竟然萬馬齊喑，那就太可哀了。第二，當江青一夥施虐之時，民眾動輒以言獲罪，不得不三緘其口，道路以目，而黃永勝說出了一些群眾想說卻不敢說的話，一些得知這一情況的人，是為黃永勝拍手叫好的。第三，黃永勝的言行，反映了他的性格、為人，倘若他也屈服於江青的淫威而裝聾作啞，他就不是本來的黃永勝了。

受人崇敬的宋代女詞人李清照，曾在一首小詩中讚頌項羽，稱他為人傑、鬼雄，她「至今思項羽」。項羽是一個失敗者，但李清照不以成敗論英雄，她敬重的是項羽的人格。項羽在全軍覆沒之後，無顏見江東父老，選擇了死。李清照認為這種人是有骨氣的，可敬的。黃永勝在面臨絕境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的情況下，卻選擇了一條不歸路，不知當時他是怎樣想的？這又是不識時務嗎？

對黃永勝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究竟何是何非？還是讓歷史老人去評說吧！

不盡的困惑

「九一三事件」之後，黃永勝以及他的親密夥伴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都被作為「林彪反革命集團」（先是稱「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投入牢獄。這原在意料之中。江青、張春橋等人與他們積怨極深，豈能饒過他們！

5年之後，失去了後臺的「四人幫」倒臺。毛澤東曾說：「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四人幫」當然是敵人，而打倒「四人幫」者又聲稱是要堅決維護毛澤東思想的，照此邏輯，人們曾期望原來主要由「四人幫」掌控的「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案子，有可能重新予以審議。卻不料，後來者不但對「人犯」照單全收，而且管控更加嚴苛；同時對「四人幫」加給他們的諸多罪名也一概繼承；特別是居然能把兩個明爭暗鬥多年、水火不相容的政治集團捏到一起，把他們說成是「一夥的」，然後一鍋煮，真是匪夷所思，令人拍案叫絕。

根據中共中央（且不管它後面是誰在掌權）在「九一三」之後公佈的材料，林彪可謂陰險毒辣、罪行纍纍，而其最令人驚心動魄的莫過於「策動武裝政變，陰謀殺害毛澤東主席」；陰謀失敗後，又準備「帶領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南逃……廣州，圖謀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國家」。黃永勝作為「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二號人物，自然會參加這些陰謀活動。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宣佈的黃永勝五大罪狀中，竟無一條與林彪的上述罪行有關！人們不能不懷疑，黃永勝到底有沒有資格擔當「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第二把手？他倒像是侯寶林相聲段子中那個外行跑龍套的。

林彪發動武裝政變最重要的罪證，是他的一個手令和寫給黃永勝的一張便條。手令可以理解為寫給林彪集團各主要成員的，黃永勝自然有份兒，而便條則是專門寫給黃永勝的。但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這樣兩份至關緊要的材料，黃永勝在「九一三」之前竟然沒有看到！手握軍權的黃永勝在武裝政變中沒有發揮任何作用！有人挖苦林立果搞政變像小孩子過家家，看來林彪在這方面也不比他兒子高明。

林彪要「南逃廣州另立中央」，自然要有一批文臣武將，黃、吳、李、邱等人是少不了的。但是，這四個人對此竟然一無所知！特別法庭也不得不確認這四人確不知情。這著實令人尷尬。難道林彪和他的老婆葉群、兒子林立果這一家三口再加上周宇馳、王飛等幾個無名之輩，就可以另立一個中央嗎？

在黃永勝的五大罪狀中,第一條就是他「同意彭德懷專案組提出『要撤消彭德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利』的意見，對彭德懷進行迫害。」彭德懷元帥對中國革命功高蓋世，無論誰迫害這位革命元勳，都該嚴加懲處。但是，看了對黃永勝的這些指控，人們馬上會產生許多疑問：上述對彭德懷的處理意見，是由「彭德懷專案組」提出來的，那麼，這個專案組是自行作主還是根據什麼人的指示提出這些意見來的呢？專案組的意見不會祗送黃永勝一人，其他人又是什麼態度？有沒有也同意專案組意見的或者反對專案組意見的呢？由此不能不令人想起另一件公案：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也是專案組提出：「劉少奇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定為「叛徒、內奸、工賊」，建議「撤消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在表決時，除一位女中央委員裝病沒有舉手外，到會的一百多人，其中包括許多功名顯赫的革命元勳、政治家，都一致舉手通過，這與黃永勝的罪行又有什麼區別，是否也應予以追究呢？又如，一位以告密為能事的上將軍，在「文化大革命」初起時，他便向江青密報原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陳丕顯在上海毛澤東和江青的住處安裝竊聽器；「二月逆流」事件發生後，他誣告「二月逆流」的主將、革命元勳譚震林是叛徒；「楊、余、傅事件」發生前，他又給毛澤東、林彪報送材料，稱空軍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變中曾被俘叛變，致使這三人都身陷囹圄。江青多次誇獎他「立了新功」，並要為他「記功」。就連對他有大恩的周恩來，他也沒有放過，把國民黨偽造的誣蔑周恩來是叛徒的《伍豪啟事》密報江青，給後來得悉此事的周恩來造成很大精神壓力，直至周逝世前3個多月最後一次進手術室前，還叫工作人員找來他就此事的辯誣材料，用顫抖的手簽上自己的名字，並大聲說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此情此景，怎不令人悲憤填膺！然而，這位上將軍卻一直大紅大紫，這又該如何解釋呢？

黃永勝的其他幾條罪狀，也都存在著類似的一些「看不懂」的遺憾。

1981年，我在軍事學院（即後來的國防大學）學習。我所在隊的隊長姓王，他與學員們的資歷都差不多，課餘時間大家經常一起閒聊。這位隊長曾作為軍事學院的代表旁聽了「兩案」審判。一次，他談起了旁聽印象。講到黃永勝，他說：「黃永勝不要律師為他辯護，他自己講了足有3個鐘頭。你別看這老傢伙70多歲了，頭腦可一點兒也不糊塗，有些事兒講得還挺有道道咧！」他當時講話的表情和口氣，不像把黃永勝當成反革命分子。「兩案」審判時，電視臺祗轉播了經過精選的部分畫面，被告人自我辯護或律師辯護的情況都沒轉播。當時的報紙，在報道黃永勝的受審情況時，祗講到他最後念了兩句詩：惟有赭衣供瘐病，不曾涓埃答人民。如果不瞭解、不聯繫他前面的長篇發言，祗能解釋為他在參加了林彪集團的種種罪惡活動之後，現在痛悔、慚愧、認罪。但是，也有些頗有來歷的材料說，黃永勝在被捕後，頑固，狡猾，拒不認罪。竊以為，「九一三事件」發生至今已經近40年，「兩案」審判已過去30年，黃永勝去世也已27年有餘，他的自我辯護詞似可公開或在一定範圍內公佈，如果他講得確有道理，或講出了一些不為人知的事實真象，正可以史為鑒；即使他確屬狡辯，那也不怕，可以當「反面教材」教育群眾，毛澤東講過，毒草鋤掉可以作肥料嘛！

不久前，一位朋友問我：網上有黃永勝的一些材料，看不看？我問是哪一方面的？答曰生活作風方面的。我說，這類材料，過去我看過一些，現在不想看了。

「為什麼呢？」朋友很認真地問。

我說：「很簡單，第一，這些材料很多都是添油加醋甚至捕風捉影的東西，譁眾取寵，很沒意思；第二，黃永勝並不是因為生活作風問題被打倒的，迴避他該不該打倒的根本問題，卻在生活作風問題上大作文章，豈不是捨本逐末、顧左右而言他？第三，黃永勝在生活作風方面確有為人所詬病處，但是，有些掌管他生死簿的人，在這方面的問題比他多得多，嚴重得多！我不反對甚至擁護將生活作風作為考核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的一項標準，但應該一視同仁，要查就從上到下認真查起，不能雙重標準，為尊者諱；不應把倒臺的幹部不分青紅皂白都當落水狗打，揭老底兒，而把得勢者個個打扮成頭罩光環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
再講要跑題了，打住。

                               2010年9月23日於廣州